Random is the New Order

2月14日，韩国统一部披露，朝鲜缩小了平壤市的辖区，将原属平壤市管辖的江南郡、中和郡、详原郡和胜湖区域等地区划入黄海北道。由此，原本为2630平方公里的平壤市面积缩小了约一半，原本300多万的人口也减少了约50万人。50万不再拥有平壤户籍的朝鲜人会有哪些损失？对朝鲜人而言，平壤户口意味哪些物质或精神的利益？

资源优先配置权

“朝鲜一直在维持平壤市民的特别待遇，可能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了，以致朝鲜‘革命心脏’被割裂。”就朝鲜减缩平壤区域面积一事，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对韩国《朝鲜日报》评论道。

朝鲜此举的动因，韩日媒体猜测纷纷。是否确是因为朝鲜“经济难以为继”，目前尚无明确证据。不过可以确定一点：被划出平壤的50万居民，自此失去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福利，例如，与平壤户口直接挂钩的“资源优先配置权”。

朝鲜实施全民配给、教育医疗全免费的终身福利包办政策，但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爆发大饥荒开始，这些福利事实上就只有300多万平壤市民才能享受。

粮食是朝鲜最稀缺的资源，在大饥荒期间，平壤市民依然获得了能保证温饱的粮食配给，这也是平壤当年饥饿致死的人数全国最低的原因。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目前朝鲜已基本废除配给制，除了平壤市民和119万朝鲜军人，其余2000多万居民的生活只能靠市场调剂。

其次是电力。在苏联全面停止对朝援助之后，朝鲜电力设施发展一直停滞难前，从铁路运输到普通市民家中的电灯都全面受到影响。在朝鲜，限制供应电力成为常态，除了平壤。

当然，平壤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也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步行30分钟以内的范围。这个区域里有凯旋门、主体思想塔、平壤最高大的永生塔、光鲜现代的居民楼、装点体面的朝鲜餐馆、平壤最大的百货公司、火车站等。这恰好也是外国游客在指定下榻的特一级宾馆窗外眼力所及的范围。

这意味着，居住在非市中心的平壤市民，晚上用电并不能像住在市中心的市民那样随意。

平壤市民专享的待遇无处不在：他们能看更多套的电视节目；他们能上网，尽管只是朝鲜国内局域网；如果结识一些特殊的关系的话，他们甚至能到酒吧、台球馆消费……

这座首都城市像抽水机般，抽调了整个国家各领域最优资源与财富。这也是平壤户口的金贵之处。

平壤居民的福利

●大饥荒时也保证温饱的粮食配给；

●落到实处的免费医疗、教育；

●更大可能上最好的大学，更多机会分配首都的工作；

●亲身参与庆祝领袖生日的大型活动，并获得工资买不起的大件礼物。“我们平壤”、“他们地方”

南方周末记者在朝鲜期间接触的几位平壤青年，无不展现着他们与生俱来的强烈优越感，在他们口中不断出现诸如“我们平壤”和“他们地方”的词汇。

平壤是朝鲜向外国游客、贵宾、记者展示其经济成就与主体思想的样板工程，这也为平壤市民带来其他地方不敢奢望的福利。

平壤市大同江区纹绣街有一家建于1980年的平壤妇产医院。朝鲜一度将它定为外国游客必经景点。

据朝鲜杂志《今日朝鲜》2010年第10期报道，1979年，金正日视察医院建设工地。他要求医院所有走廊都要铺上大理石。然后“沉思了一会儿”，“强调说，所有产妇都来往的大厅地板用宝石铺”。

这样，包括“红玉、青玉、黄玉”在内的“一百多吨天然宝石和各种颜色的石块，为妇产医院大厅铺上了‘地毯’”。

不过并不是所有持平壤户口的孕妇都能到这座奢华的产院生宝宝，能在这家医院就医的人都是有“背景”的人，或者是在该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等员工及他们的熟人。

事实上，朝鲜市民各自所能享受的福利与待遇，与其在权力序列上的排位高低成正比。

朝鲜的房子全部由国家分配，所以不存在买不起首都房子和限制非首都户口买房的问题，但是居住的地段则要服从缜密的国家计划。

平壤市中心两栋最富时尚感的圆柱状高楼，就是专门为参演《卖花姑娘》与《红楼梦》两部歌剧的演员建的。这些出国“为国争光”的演员，在朝鲜享有颇高的社会地位。

演员们一旦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还能享受到配汽车的待遇。在平壤街头奔驰的汽车车主都是党政领导、人民艺术家、人民功勋获得者与国有企业领导人等阶层。普通人即使有经济实力，也是不允许购车的。

平壤梦

朝鲜最好的大学都集中在平壤，能进入这些大学读书的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居住在“我们平壤”的孩子，而“他们地方”的学生一般只能上地方的大学，除了学习特别突出的极少数幸运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苦难行军”后，除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等一小部分中央大学之外，朝鲜的地方大学的学生们就再也没有拿到过奖学金。

在朝鲜，衡量一份工作的好坏，关键是两点：单位是否在平壤，是否在国家机器的权力序列上排名靠前。

在这点上，平壤户口的金贵再次凸显。平壤的大学学生毕业时，平壤户口的孩子几乎全部都可以安排进首都各领域就业，地方孩子中的大多数，仍然会被分配回地方。

平壤的年轻人对中国同龄人的就业难与压力大表达了同情，为自己的国家让他们过上零失业率、稳定、有保障的生活而感到自豪与满足。

不服从分配、不要平壤户口只求能留下，都是不可行的幻想。朝鲜严格禁止人口随意流动，地方居民要来平壤，必须先到所在单位开证明，不过，平壤市民要去地方，无需这道程序。平壤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座没有乞丐与流民的首都。

对于出生在地方的朝鲜年轻人而言，“朝鲜梦”即是“平壤梦”，拿平壤户口，做平壤居民。

实现这一梦想在理论上有两条路径可尝试：

一是学业拔尖，考入平壤的大学后政治素养过硬且表现突出，以及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力，毕业时破格留下。

二是苦练特长，闯入演艺圈或体育界为国家建功立业，比如获得去年南非世界杯门票的朝鲜足球队员当中的外地人及其家人，他们获得的奖赏之一即是平壤户口。

更为可行的人生奋斗之路还是参军，朝鲜是军人人口比例全球最高的国家，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国家的119万军人的配给仍然能正常维持。

不过，即使获得了平壤户口，也得往好的单位挤，如果处在实权序列的边缘，这一金贵的户口仍然难以代代相传。比如眼下这50万被平壤划分出去的居民。

每当“2·16”金正日生日与“4·15”太阳节（金日成生日）来临前夕，作为最高权力所在地与外国贵宾来访最频繁的城市，平壤市民便开始进入紧张的繁忙中。

每个人都会被派上用场：或参与排练阅兵式、团体训练操、文艺演出、庆祝舞会；或加入“装点工作”大军，每天凌晨5点到小区或街道上“消除冬天痕迹”；或用特殊方式培育花苗，以确保在节日当天全部盛开……

不过，繁忙过后，平壤市民按照岗位的重要程度，都能获得昂贵程度不等的礼物，从被褥到冰箱彩电。这些大件的商品靠平时的工资是绝对买不起的，一般都得通过参加大型政治活动获得。

金氏父子的生日是朝鲜最重大的节日，隆重的庆祝方式年复一年，也为平壤市民创造了实惠的福利。今年的“太阳节”即将来临，不过，有50万“前平壤人”不能再像往年那样全力以赴地为“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张罗庆生了。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5615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

 ■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2010年12月5日，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笔试开考。考生在南京考点等候入场。 （卡塔西/CFP/图）

2月14号，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一天是情人节；对于31岁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沈娜来说，这只是她备战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漫长经历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学毕业后，她连续参加了八次国考。她的世界简单而明确：考上公务员。

没有任何邀约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八年。

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沈娜连续八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三项记录：人数逾14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出现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扩大至87.5：1，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

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2008、2009届毕业生中各随机抽取两个班级作为样本，发现近九成的学生都报考了国考。

沈娜的“同路人”数量正在爆炸性增长，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

2010年辽宁省各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面试场地外，一位被录取的考生喜极而涕，给家里电话报喜。 （卡塔西/CFP/图）

我为“国”狂

挤进体制内，“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清华本科，人大硕士，现供职于北京某金融机构下属企业——生于1981年的李鸿君显然属于大有可为的青年精英，尽管他并不这么认为。

在连续四年参加国考落榜后，李鸿君总结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败笔是，2004年本科毕业时没参加国考。念中学时就精读过《史记》与《毛泽东选集》的他从小立志从政，高考填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清华大学某工科专业。

这一步在他进入仕途的人生规划之中：上北京顶尖名校，先读工科，再读文科，再凭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务员序列。

2004年毕业前夕，李鸿君在自习教室准备研究生考试时，发现周围已有不少同学在看国考复习资料。权衡再三，李鸿君相信还是得放长眼光，“完美履历”更为重要。

三年后硕士毕业时，李鸿君才发现自己失算了，“国考已经疯了”。

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

整个毕业班——尤其是文科专业——同学几乎全体出动参加国考成为常态。

为帮助学生提高国考竞争力，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还将《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项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作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

围绕国考的经济链已然成型。全国各大高校校园里，各类国考培训的广告铺天盖地，就连以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闻名的新东方，也在2006年创立了公务员考试培训中心。业内人士估算，2009年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产值高达10亿元。

广东省的国考考场分别设于广州、东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场嗅觉灵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国考线路，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与餐饮一条龙服务。

据同程网酒店项目负责人介绍，国考当日，考点所在城市订单上浮50％左右。

这实在是中国当下的一大奇观，越来越多人对“国”字开头的产品避之不及，却同时又一窝蜂地对带“国”字的地方趋之若鹜。

201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曹亮同时拿到两份ofer，一份来自英国某大学的PHD入学通知书，一份来自南方电网。父母与女友家人一边倒地认为他该选择南方电网。理由充足得让他难以辩驳：这么难进的国企别人挤破头都挤不进，等你念完书回来，还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吗？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

这越来越成为毕业生择业时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华一2005届毕业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终录取通知书前，就断然拒绝了香港大学的PHD全奖ofer；人大一2010届毕业生在家人及同学的强烈建议下，放弃普华永道，进入某中直机关做公务员……

李鸿君至今对当初“选错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饭局上，他对领导酒后吐真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混日子，准备国考，去做公务员的”。领导对他的表态相当赞同，拍拍他肩膀说：“好好考！”“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李鸿君回忆这一幕时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体制”汹涌

《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赵鑫杰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一声不吭去了某中直机关报到。在当时，这个工作显得平淡无比，起薪不过千元，虽说迟早能以远低于市场价的钱买到一套房子，可那时北京的商品房价格也就四千元左右。这一福利还没太大吸引力。

那是国考开启网上报名的前一年。当时中直机关、国家部委、省市政府机构的招聘方式，还只是到几所知名高校请院系老师推荐学生，然后与被推荐者约见面谈；或是到高校组织专场招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陶亮印象中，当时最优秀的同学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

国企的竞争力也不大。1997年，约2／3国企还陷于亏损，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尽管围绕这一目标，国家开始出台多项配套措施剥离国企负担，但当时仍然处于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半以上GDP总值以来“国退民进”的红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业仍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

但国企“脱贫”的速度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国企开始在高校高调网罗技术精英，“像中国电力、中国核能集团，这些原本不怎么来的企业，都一股脑地拥进北大清华捞人。”其时是国企“三年脱困”的收官年，许多国企走出低谷，1997年亏损的近七千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已减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周围的同学开始花心思掂量手头的国企o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其后三年，尽管其所管辖的央企虽然削减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润在2006年井喷至一万亿。这是十年前国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毕业 5年后的2009年，国企在中华英才网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强”中占据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则只获3席。

在媒体上，关于央企与大型国企高歌猛进的报道随处可见：央企集体进军房产、煤矿，并广泛收购民营企业；奔赴沪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资；2008年，中石油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移动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同年，国家为刺激经济投入四万亿，其投资的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到。

“从捉襟见肘到财大气粗，‘国’字开头的企业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这个势头还在持续猛涨，精英们自然趋之若鹜。”陶亮说。

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路飙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财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续高速增长至今。陶亮博士毕业当年（2004年），财政收入较十年前（1994年）增长了505％，而GDP的增幅为342％。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8.3万亿元，两倍于GDP增速。财政收入的大头是个人与企业纳税。

2008年，当央企在金融危机寒冬中逆市突飞猛进之时，吴晓丹失业了，她开始重新加入国考大军。2006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放弃某大型国企的ofer，加盟一家发展蓬勃的民营企业。一年后，老板卖掉企业，转行投入房地产业，她随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银行申请贷款失败，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产。

显然，始终未获得与央企、外企同等超国民待遇的民企在这股“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沦为弱势群体。许多民营企业家要么转向房地产等性价比更高的暴利行业；要么等待被大型国企收购，戴上“红顶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这是央企尚未，也许也是不屑蚕食的领域。

当年“追求超拔，拒绝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吴晓丹抛于脑后。她现在只想顺利通过考试，回到“体制内”去，否则，没有保障，没有编制，没有户籍，“能‘超拔’到哪儿去？”

时间的推移才能显示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们的“远见”。毕业8年后，赵鑫杰邀请同学们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羡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学们的脸”，这些在体制外梦想“超拔”的同学，至今少有人在北京买得起房子。

赵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环内，2009年以不到30万的价格买下，彼时，其周边商品房价已飙升至2万元／平方米左右。赵鑫杰单位食堂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顿自助餐仅一元钱。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

在老同学惊奇地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轮到赵鑫杰惊诧了：是吗？物价都已经通胀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实不高，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时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货膨胀与房价飙升的当下，他所获得的非货币福利，用他同学的话说，“立马让月入万元但无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块豆腐撞死”。

根据2月18日的媒体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赵鑫杰可以在这个平稳而充满幸福感的中直机关干一辈子，只要他愿意。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赵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务员与有编制的央企和大型国企员工的缩影。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倍显金贵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来越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的直接原因。

当年“最求超拔，拒绝庸常”，如今“没有户籍，没有保障，能超拔到哪去？” 宁舟浩摄影作品《单位》 （宁舟浩/图）

“体制内”生存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过年，赵鑫杰尽可能地低调，不出门，也不串门。他所在的中直机关尽管在权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乡亲友只认定他是“中央下来的干部”，登门托他办事的人一度络绎不绝。

国家实权部门是李鸿君过去四年始终坚定的国考目标，尽管考中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门，大多是为了在‘体制内’过安稳生活，但一心想进实权部门的，肯定还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顿了一会，“坦白说，就是求贵。”

备考期间，李鸿君在家乡开煤矿的老板亲友听闻他的理想后，立即打电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打点，多少都成”。当然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国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万人报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务员头上的权力光环，不得不说，很有魅力。”李鸿君说。

这个不太能摆上台面说的诱惑是黄丘伟连考五年国考的直接原因。从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丘伟进入了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在家务农的父母问，我们以后再被人欺负，你的单位能管吗？黄丘伟说不能，父母沉默了一会说，那你能不能调到能说得上话的单位？

李乐目前就职于北方某实权部门，2007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他是年级的就业明星，刚进单位时，他仍处在不可抑制的膨胀期，尽管只是一名普通职员，但求他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且态度谦卑。

这种优越感与女朋友在考虑买房问题上终于消停。李乐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顿的食堂餐，单位自留地低价供应的有机蔬菜，洗衣券及年终多发一个月基本工资外，没有其他福利，房子据说也“希望渺茫”。并且，李乐入职那年，正好赶上“阳光工资”开始严格执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补贴都被取消了。

这意味着在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买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还是按照当前的房价折算的。在福利房越来越稀少的现实面前，这是中国基层公务员集体面临的问题。

女友建议跳槽，换座“便宜点”的城市过小日子，李乐坚决不同意。

“一是虽然收入不高，但每天总有那么多人来求我办事，一旦出了体制，就得变成我去求别人。我接受不了。”他说，“二是……坦白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套工序，我没有其他的技能。”

放弃留英机会，入职南方电网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机械化”的焦虑当中。作为一名北大硕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为要赶各种年终总结。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个员工辅导计划，让在变电站看护设备的同事不那么无聊，比如，申请在他们的办公室添置音响，每周为他们安排场地打篮球与羽毛球，而这些员工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名校。

“读书时，我的理想是改变教育，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李大钊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说，“现在，我连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毕业这年，绝大多数80后正式告别校园。在“国进民退”趋势刺激下形成的这一重返“体制内”大潮中，曾经贴在他们身上诸如“独立”“个性”“自我”的标签，开始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与概括力。

他们其实与任何年代生于中国的人一样——很少有机会进行自我分析，一套实用主义的思想系统深入头脑，很少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总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标准。

眼下对体制所带来的安稳的向往与自觉维护，在这一代年轻精英阶层里已然并还将持续深入人心。

吴晓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深圳市某机关单位，眼下的工作是给单位写宣传稿与新闻通稿。她开始越来越抵触与少数还在体制外混的同学在网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欢而散。

“为什么总是在批评？为什么总要去反思？”她反问道，“难道就不能重点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吗？”

总体上，吴晓丹是个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单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总习惯性地吞服四粒维生素，这是单位发的福利。瓶子里的药丸一天天少下去，是这位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数还存在变数的细节之一。

而已经连续参加八次国考的沈娜，仍在准备今年11月参加第九次考试。根据最新规定，从明年起，中央和省级以上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这或许终于将为这名当代“女范进”减少一些竞争对手。这会是她最后的机会么？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皆为化名）（雷磊、李顺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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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慢性咳嗽再犯，又咳了两个月，现在还没好转。翻看以前的病历，发现就医记录一片混乱，有的扔了，有的记录已经模糊。所以我打算在网上建立一个健康档案，把自己的个人病史、健康状况，每次就医的病历、检查结果、药方、治疗医院及医生都记录在案，这样以后查着方便些。在网上检索，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网站还不完善（丁香园似乎也没有），国外有两大巨头在做，打算先在上面建立着试试。另外，基于咳嗽久治不愈并且对中药的不信任，我在网上搜了一些国外的在线医疗网站，准备在那上面查找一些治疗慢性咳嗽的信息，一并记录如下：

国外健康档案网站：

1. Google Health

美国谷歌推行的“Google Health”服务，能让用户在建立户口后，可以从不同的医生记录中，下载自己的医疗记录，并可针对自己的病情，查询该服用哪一种药物或处方、药物的疗效等。谷歌用户可以自己的谷歌户口登入，并管理个人的医疗资讯。

2. Microsoft HealthVault

到目前为止，HealthVault是拥有最多合作伙伴的个人网上医疗服务供应者。此网站与其他同类医疗网站相同，不过其特别之处，是用户可以把可以连接至电脑的个人健康装置，如心跳测量器和血糖计，完全掌握自己的疾病和运动进程。

以前有人问韩寒，你除了整天谴责这个骂那个之外，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韩寒的回答很简单：“我纳税。”

当时我对这个回答一阵佩服，对呀，纳税不就是我们对这个国家尽的最大义务嘛。再后来，媒体几次三番报道肯德基等企业因为人们消费后不索要发票，使他们逃避税收几亿元，并盖之奸商的帽子。然后又是某某明星逃税漏税被曝光，某某企业开多少假发票等等。在经过这么长久地熏陶之后，我也养成了消费之后尤其是吃饭之后索要发票的习惯，并深感荣誉。对于那些找借口（比如月末发票没了之类）的商人，表示深深地怀疑和鄙视，并称之为奸商。

在我作为一个光荣的纳税人荣誉了N年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在想，我交的税到哪去了。我的税收为我们的教育、医疗、住房投入了多少？为什么许多穷困地区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而政府的大楼却越盖越豪华？那些用我们的税收发工资的政府人员是怎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我能不能问一下这些税收是怎样分配的？我能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去办事而不遭遇轻蔑的眼神？种种问题在我脑袋里过了一遍，我越想越脸红。这不对劲。

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当我发现我只是一个屁民之后，觉得很尴尬。这个政府需要你交税的时候就把你当作一个公民，可是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公民、一个纳税人，并且想知道（只是想知道，还没说要改变）你纳的税用到哪的时候，政府就把你当作屁民了。我这不是明摆着的让人坑了还替人数钱吗？而且现在的税收花样繁多，买个车要购置税，上路要车船税，高速要高速费。买房子要一次性交税，以后还要收房产税，苛捐杂税强征暴敛到何时。我们的税收痛苦指数已经排在前几位，而福利还不如非洲落后国家（还是我们经常援助的国家）。而这，仍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决定，自今日起，坚决抑制纳税！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考虑很久之下的理性选择。不光我尽量不纳税，还要努力帮别人逃税。谁都知道现在做个企业做生意都不容易，工商税务各种费用，甚至企业在地震期间捐个款都要收税。所以，从我做起，在吃饭或其他消费之后，如果不需要，坚决不要发票。并努力告诉周边的人，请一起加入抑制纳税的行列！

所写的日志全部都要经过审核，哪怕只有一个字。

中国人有些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

5月6日连删我8篇日志。

以前是逼捐，现在是逼哀悼！如果道德可以通过强制来达到的话，那这个世界就简单了。

出点钱或者表现一下哀悼谁都会，正因为简单易行，所以才容易被人当作令箭。我只是想知道，除了捐点钱和哀悼一下之外，人们还做了哪些！如果捐钱或哀悼可以让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那我宁愿站在低谷仰望那些道德高洁的人们！

在这举国哀悼的日子，说出这些话不合时宜。望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在这片麻木和健忘的土地。

其实这段时间我写了好几篇日志，只不过都被删了。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写这种被删的日志，只不过我不想等我老去时，回头看当年的博客，除了吃就是玩，充满着物欲和消费主义。我希望看到作为公民的一些东西，我希望记录我的想法。

其实记在电脑里也是一个办法，只不过我怕电脑出问题。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些可惜。

我搬家了，从滨江搬到了鼓楼附近，环境迥异。周边有50%是老头老太太，30%是中年妇女。附近有个山，可以爬。

我毛病特别多，但我决定锻炼身体，还决定每天定一些小计划。我觉得曲线上升是特别牛B的事。4月10号左右要去趟北京，然后可以回趟家。如果在4月底之前实现了一些自己的计划，我会送自己一个礼物。

转自郑渊洁博客，这段时间我发现郑渊洁老早就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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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95年起就不信任疫苗
         郑渊洁


    1995年12月4日，读小学的儿子郑亚旗放学回家后对我说：“郑渊洁，老师让明天交18元钱。”

    我说：“知道了。一会儿给你放在书包里。”

    吃晚饭时，我无意问了郑亚旗一句：“交钱买什么？”

    郑亚旗说：“打针。”

    我警觉地问：“打什么针？”

    他说：“预防针。”

    我感到蹊跷。在我们国家，给孩子打预防针都是免费的，学校为什么收费给学生打预防针呢？熟知通过老师向学生推销商品内幕的我打了一个激灵，莫非药品或卫生防疫部门也知耻而后勇地打起了学生的主意？我有一个原则，不管老师让我掏钱买什么没用的东西，我都酣畅淋漓地解囊。但是如果校方动通过往孩子身上注射药剂或口服药片的念头挣钱，我会殊死反抗。作为一个家长，当学校利用权力往你的亲骨肉身体里输入有可能毁了你的孩子的药物时，如果你不但不抗争保护孩子，反而提供经费，你还是父母吗？！

    我向儿子要白皮书。老师每次收费都会给家长一张名正言顺的用白纸打印的信，我家戏称其为白皮书。儿子中止进餐从书包里将白皮书找给我看。白皮书上说是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儿子从我的脸色上判断我可能会拒绝交费，他说：“我明天必须交钱。不带钱，老师会让我回家拿。”我说：“钱你照交，到打针那天，我给你请病假。这针咱们绝对不能打。谁为了经济目的往我儿子身上注射东西，我就跟谁拼命。”我儿子后来说，他从来没见过我的脸色那么难看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次日，我匿名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向他们询问最近是否在全市小学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回答是否定的。保险起见，我又给北京市卫生局打了电话，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为了杜绝冤假错案，再保险起见，我又给儿子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区教育局打了电话，答复还是不知道此事。放下电话，我浑身颤抖，我不能不想起日本 731部队。家长将生龙活虎的孩子送到学校，难道孩子一进校门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口？

    当天晚上我向儿子宣布，打针那天你不用去上学了。我将调查结果向他通报。往常每逢我不忍心看儿子受应试教育摧残而弄虚作假给他写假条让他获得放风的机会喘口气时，他都比较高兴。而今天他问我：“其他同学怎么办？”

    我没听明白，问：“什么其他同学？”

    郑亚旗说：“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学校打预防针是为了赚学生钱，针剂可能是伪劣产品，你干吗不救所有的学生？他们也是父母费劲儿养大的呀？”

    我和儿子对视了足足两分钟一句话没说。我清楚我这次如果不制止他的学校给学生打甲肝疫苗，我这辈子甭想在他面前抬头做人了。

    儿子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是通过给全市所有局以上干部打针挣钱，你管不管无所谓。”

    第二天，我以家长身份匿名给区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放下电话，我担心区教育局忙于升学率疏忽我的举报，又给某电视台新闻部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请他出面直接制止我儿子的学校擅自给学生打针。那朋友马上以电视台的名义给学校打电话，校方一听是电视台自然紧张，答复是打针系地区卫生防疫站通过校医联系实施的。记者朋友又给该卫生防疫站打电话核实，答复是此事纯属本站工作人员个人行为，没有接到文件。

    次日，学校向家长退款。我再三叮嘱儿子，不能走漏是我破坏打针的风声，否则你在学校的处境会朝不保夕。儿子说当然得保密。

    我不得不佩服记者的嗅觉。我以为事情已经完了，没想到几天后记者朋友来电话说，他继续调查了此事，甲肝疫苗一支才10元，学校敢收学生18元！他还说卫生防疫站可能是13元批给学校，学校每支干赚5元！他还说卫生部认可的生产甲肝疫苗的厂家有哪家哪家，其余的都是不合格药品。还说经他了解我儿子学校准备给学生注射的甲肝疫苗的生产厂家名不见经传。他说这样缺德的事如果不曝光后患无穷。我一听急了，说你敢！你爱曝哪所学校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曝我儿子的学校。你们新闻部的人都知道是我给你提供的新闻线索，你们去学校拍摄时，你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司机不和学校的司机聊天？一骂交通警就有共同语言无话不说了。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是我搞的鬼给学校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我儿子往后还怎么在学校混？我威胁他说你如果曝光我就和你断交。他权衡后选择了作罢。

    1998年3月18日，山东单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宋新华自行携带碘钙营养片到单县城关第一完小推销。宋新华是每片9分1厘进的药，他卖给学校每片4角。学校卖给学生每片6角。3月24日至25日，学校将碘钙营养片发给18个班的1242名学生服用，至26日中午，先后有412名学生出现口干、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其中391人到医院接受治疗。

    1998年1月8日，兰州市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印发了《关于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强化补碘及碘缺乏病监测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生每人交28元至30元的补碘费，然后由学校向学生以每片0.77元的价格出售由市卫生局统一以每片0.10元向贵州兴义制药厂购买的海藻营养碘片。该药未经卫生部批准。截止4月11日，已有6300名学生服药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不良反应到医院治疗。

    1998年4月，邢台市卫生防疫站学校卫生科的王焕新以每片0.20元的价格卖给清河县教育局8万片陕西汉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速效肠虫净片”。清河县教育局加价后在4月15、16日两天以每片0.50元出售给全县学生每人两片，约有16000多名学生服用了该药。服药的当天，部分学生开始出现不良反应：高烧、腹泻、呕吐等。仅16日一天，就有4000名学生到医院治疗。清河第一小学学前班的学生也在劫难逃，17日，学前班一位女生在清河第二医院输液时对采访此事的记者说：“老师说了，不吃药也要交钱。我吃了就肚子疼。”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学校将学生当作摇钱树，这还是学校吗？如今，我们的孩子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向家长勒索钱财的人质，有自己的亲骨肉在“绑匪”手中，哪个家长敢不老老实实交钱？如果我的儿子仍在那所小学上学，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写这篇随笔！一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对哪个学生或他的家长有意见，我治这个学生的最好办法不是体罚他或骂他，而是永远不搭理他！”我当时毛骨悚然。这在本质上属于撕票。

    1998年4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破获一起特大贪污案。吉林省教委下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瑞星贪污公款200多万元。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在不是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的教委办公室居然能贪污200多万元！孙瑞星和宋新华肯定不认识，但他们两人却像捆绑销售的伪劣产品，在我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家长之所以任凭学校搜刮钱财，说穿了是怕孩子日后上不了大学。为了孩子能上所谓的好学校或在学校受老师的器重以保证孩子将来跨进大学的门，家长面对学校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什么都可以付出。但当学校要拿孩子的命挣钱时，家长也能付出吗？

    其实，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实际上是一张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实含义是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实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199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美国最富有的400人名单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没有大学文凭族，其中有中途退学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连初中都没读完就退学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大股东凯尔克·科考里安；有曾被布朗大学开除的现在拥有特纳广播公司的泰德·特纳；有上了一半大学就急不可待地退学的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废物处理公司的哈里·韦恩·休塞加……

    作为家长，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当老板，他有没有大学文凭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任何一级工商管理部门在您的孩子创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时都不会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将他拒之门外。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当打工仔，大学文凭对他来说就是举足轻重的事，现在想当一个体面点儿的打工仔倘若没有大学文凭几乎是天方夜谭。

    想明白这一点，希望能看到有决定让孩子将来当老板的家长于孩子在校时就敢对校方的所有不合理行为说不。真有这一天，我们的教育就出现了曙光。

    在1995年12月，我可能救了一个学校的全体学生的命。

    使我内疚的是，我没能同意电视台在1995年底利用媒体警告学校不要通过给学生打针吃药创收。真要是那样，也许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子受服用碘片服用肠虫净片伪劣疫苗的荼毒了。上帝宽恕我。

    最后，我给凡是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长提个醒儿：当您的孩子告诉您学校要收费给学生打针吃药时，不管您昔日在孩子面前精心塑造了多么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您在交费后也必须屈尊协助孩子作案在打针吃药那天逃学。否则孩子一旦遭遇不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您拿什么望子成龙？

今天才看了《网瘾战争》，几度哽噎，默默地看完后面五分钟的字幕，向这部电影致敬！

为免偏激，我在脑中仔细搜索看过的国产电影，最后终于下定决心确定，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电影。

也许它不算一部电影，只是许多魔兽玩家合力做出的一个视频，但它所传达的温暖和爱能直达每个善良人的内心。我要把这个电影留着，以后看时，会想起公元2009年，当时的中国大陆有这么一群游戏玩家，在网络审查的重重压力下仍理性、宽容、无奈但幽默地表达自己的热爱， 这样的一群人是值得爱的人。

下面摘录一段台词：

--我们累了一天，打开那扇月租2000块的房门
却面对的是一个如此畸形的版本时
我们心里只有无奈
你天天叫嚣着魔兽世界让我们沉迷
没错，我们沉迷了
可我们沉迷的不是游戏
而是游戏给我们的那种归属感
我们沉迷的是这四年来的朋友和感情
是这4年来的眷恋和寄托
这一年里，即便是这样一个畸形的版本
我们还在坚持
这一年里，我们每次点天赋
都会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多十点
这一年里，我们每次到幽暗
都会看到对面那座，永远没有飞艇停靠的塔楼
这一年里，我们明知不可能
却又不知疲倦地向北极游过去，游到地图的边缘，游到连海都没有的地方
可我们还是看不清那片冰冷的土地！
在这一年里，我和其他热爱这个游戏的人一样
认真地挤着公交车上班
认真地消费着各式各样的食品
不管里面有没有不认识的化学成分
我们没有因为工资微薄而抱怨过
没有因为你们拿着从我微薄工资里扣的税
住着连体排屋而心里失衡过
在这一年里，我和其他热爱这个游戏的人一样
为水灾，为地震而痛心哭泣
为载人航天，为奥运会而加油喝彩
我们打心眼里，就不想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
落后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
而这一年里，却因为你们这些人
我们迟迟不能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玩家一起，一决高下
为了真心喜爱的游戏
我们委屈求全，我们被迫离开
我们冒着被封号的危险去美服欧服
他们骂我们是金币农民
我们顶着上万的延迟去台服
他们说我们是大陆蝗虫
这些何其贬低的称谓
我们都在默默的承受
我们凭什么不能拥有每小时4毛钱的廉价娱乐？
就凭我们在国服？
凭我是国服的魔兽玩家吗？
你们从小就对我灌输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那现实呢？
你们已经让我只能暂住在自己的国家
难道我们精神上的家园
连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都不行吗？